李登輝先生自1907年在滬與教會學校「清心女學堂」畢業的湯佩琳結婚後，所生育的三男一女，先後死亡。至1931年湯夫人病故後，他孑然一身，晚景淒清。有些復旦師友常勸他續娶。他說，他寄托精神於宗教，專心事業於復旦，把學府當作家庭，以學生為兒女，也就是了。他生活儉樸，不置產業。文藝界著名劇作家顧仲彝在滬曾與李為貼鄰，他在《李老校長給我的印象》中說：「他穿的衣服，大半還是20年的舊東西，襯衫上滿是補丁，褲子短得襪筒露出一段，大衣袖光得發亮。他在家的小菜只有一葷兩素，有時外加一碟花生米。每月節餘的錢，捐給孤兒院等慈善事業了。他說養成了節儉的習慣，就可以無求於人了……7月30日，他起病前，早上我還去談話。拙編《大學近代英文選》的李先生序言，就在那天他簽的字。……他同我談到時局，對現狀很不滿（筆者按：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已掀起內戰，特務橫行，亂抓亂殺）。不過他要求我不要向外發表，不然，人家會套上一個帽子給他。……他鼓勵我終身為教育事業努力。還說戲劇電影也是教育，說他看過我編的《三千金》，教育意義很大……」李登輝的思想和生活作風，確實如此。他重視教育而鄙視財產；熱愛祖國而厭惡官祿。抗日戰爭勝利後，復旦實驗中學主任教師汪雲史陪一個大學部畢業的同學去請李寫封信給校董於右任謀事。李不肯寫，當面回復說：「你在當教師，不願當了，想去做官；我可不願保薦你！復旦學生當什麼部長、大使、委員、廳長的已經不少了。我依舊教我的書，終身教書很滿意！你功課很好，還是回去教書，為國家培植人才。」
他主持私立復旦大學40年。最後一次對復旦師生的講話是在1947年7月復旦舉行抗戰勝利後第一次畢業典禮上。那時復旦已改為「國立」，他也早已退職。復旦同學會在上海江灣母校建造了「登輝堂」，以志紀念。那一次畢業典禮即在當時新落成的「登輝堂」樓上舉行。校長章益請老校長蒞會講話。據那時服務於上海出版界的復旦校友何德鶴在《現實》週刊上發表的文章《一代師表李騰飛》說：「他最後一次的公開演說是在今年7月5日復旦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對同學說了這幾句話：『你們現在穿的Cap and gown，中國名詞叫作學士制服。你們穿過以後，應當是一個有學問、有道德的人了，更應當對國家有所貢獻……Cap and gown的來源，起於歐洲古代的傳教士，是由傳教士的服裝改變而成的。以前歐洲的大學，起初只是研究神學的地方……一個傳教士應當有服務的精神和犧牲的勇氣……一個大學畢業生與傳教士不同，但是，更加應當為社會服務，為人類犧牲……特別是在現在，我們還需要一致團結！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中國就有希望！……服務、犧牲、團結，是復旦的精神，更是你們的責任……』」何德鶴這篇文章裡還記述著：「李先生自奉儉約，不事資產……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的侄輩等打開他的保險箱一看，空無所有！」
李登輝一生培植出來的學生，數以萬計，服務於各省各界的人才極多。僅就教育界而言，充任過大專校長的即有13人之多，姓名如次：竺可楨、胡敦復、郭任遠、羅家倫、何世楨、程天放、吳南軒、章益、黃季陸、黃華表、曹惠群、裴復恆、章淵若，其中極大多數是復旦畢業生，少數是肄業生，個別是清末李兼教中國公學時的學生。可是羅家倫、程天放、黃季陸等人都沒有像李老師那樣安於教育。
其中章益（安徽滁縣人）復旦畢業後，由李登輝留任附中教員兩年。1925年赴美留學時，向李請示告別。
李問他：「欲習哪一科？」答以「政治」。李不以為然，鼓勵他改習教育，並說將來學成回國，可為母校發展教育系，為國家多培植師資，推進教育事業，實為重要使命云云。章謹遵師命，赴美後專攻教育與心理。1927年回國時，李即邀為復旦教育系教師，並加以培養，由副教授而教授而教務長（1927年章曾與南京上海各大學教授孫本文等聯合發表《提倡中國本位文化宣言》。當時上海文教界稱為《十教授宣言》。《大公報》《申報》《時事新報》均有記載）。抗日戰爭時期，復旦內遷重慶，兩年後改為「國立」。章益由教務長繼任校長。李年邁退休，致函說：「得子繼吾衣缽，吾無憾矣！」抗戰勝利後，復旦遷回上海，章常趨李寓請示辦理接收校產與復課等事宜。有時適有其他賓客在座，李就舉當年鼓勵他改習教育的往事，笑以語客，還叫他（章）也終身為祖國教育事業服務，當抱著犧牲的精神，不求利祿云云。章先後在復旦服務20多年。解放後，黨和政府關心他，照顧他，安排他繼續高教工作，近在山東師範學院為專任教授，是民革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