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裡歐的關係緊繃了好一陣子仍難以挽回後，我們決定各自搬到新居，此後沒多久我便開始製作以名譽殺人為主題的第一部紀錄片。即使我們都清楚這場分離是段觀察期，我們不該談論此事，也不該繼續見面或一起參加孩子們學校的會議等等，但在分居初期真要做到實在不容易。對我來說尤其痛苦，雖然週末孩子們不在身邊時我都忙著編寫紀錄片腳本，或規劃我的BBC專題報道，但當我獨坐在陽台望著漆黑花園與那棵孤單的棕櫚樹時，還是不免感到一陣空虛。
當時的我整個人變得神經兮兮，所有心思都離不開我悲慘的私人生活，約莫就在此時，哈穆迪開始與我共事。我們一起去以色列中部的拉姆拉（Ramla）出差，七年來那裡有九位女性被她們的兄長與親戚殺害。哈穆迪一開始不願參與任何以負面觀點描繪貝都因穆斯林社會的計劃，但我要他先來試著拍拍看，再決定是否願意繼續。
當天早上八點半，我先去東耶路撒冷接他，我們開車經過所謂的種族歧視紅綠燈，會這麼說是因為自巴勒斯坦城市方向而來的車輛，據說會比從西耶路撒冷前往西岸地區最大猶太殖民區馬阿勒阿杜明的車輛在紅燈前多等上三倍長的時間。
我們花了二十幾分鐘才通過紅綠燈，我開始相信種族歧視紅綠燈這個說法或許有幾分可信。我對著這些燈號不停咒罵，直到終於右轉開入通往特拉維夫的一號公路為止。這些駭人聽聞慘案的事發地3拉姆拉，距離特拉維夫這個擁有摩天大樓與擁擠海灘的現代化以色列地中海城市並不遠，特拉維夫替厭倦衝突的自由派年輕人與許多不信教的學者、分析師、社會運動人士提供了一個得以喘息之處。從特拉維夫開車只需十五分鐘即可抵達拉姆拉，那裡顯然是歷史最悠久的阿拉伯區，八世紀初時該地是阿拉伯帝國巴勒斯坦省的省會。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後，原來的巴勒斯坦居民逃離該城，原本居住在沙漠的民族或來自南方沙漠的貝都因族遷入該地。由於內蓋夫沙漠被各種以色列研究機構，比如太陽能研究等單位接管，原本在該沙漠遊牧的貝都因人被往北驅散，一路遷徙，最終定居在各個市鎮中心。許多貝都因人起先都曾遷入特拉維夫的沙丘區，而拉姆拉是距離沙丘區較近的幾個規模較大的城市之一。
從公民權與效忠部落這兩個觀點來看，住在以色列佔領區的貝都因人頗為有趣。他們是以色列公民，必須在以色列軍隊服役，但他們同時也是穆斯林，因此當他們被派駐以色列檢查哨時會覺得身份格外尷尬，在那裡他們的穆斯林同胞會把他們視為通敵者。再者，巴勒斯坦人對貝都因人也有很深的偏見，貝都因人總被認為無知（猶甸沙漠某個貝都因部落的名字就叫作「jahalin」，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無知」），並且保留了許多早在伊斯蘭教創立前就已流傳的陰暗習俗。當我與我的巴勒斯坦友人們討論發生在貝都因部落裡的名譽殺人案件，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表示「那些人」仍活在Ayame Jahalia3伊斯蘭教創立前的黑暗時代。
這回我採訪的家庭本是來自內蓋夫沙漠旁最大的城市貝爾謝巴（Be』er Sheva）。如今他們住在拉姆拉一處名為加利許（Juarish）的貧民區，那裡是一片猶如法外之境的荒漠，當地居民卻很自滿。漫天飛舞的垃圾與露天流淌的污水，是此區令低調訪客驚恐不安的諸多第一印象之一。區內有幾戶裝潢豪奢的屋子，人人都知道那是用販毒所得蓋成的。加利許的貝都因年輕人不再去沙漠放牧山羊後改遁入地下世界，據說他們掌控了以色列中部一帶的販毒圈。此外，他們也重拾殺害有損家族「名譽」的女性之習俗。他們就在以色列警方眼皮子底下從事販毒與殺人的勾當。有關當局告訴我，就算是救護車有時也不太敢開進加利許區，聽見警方如此自認敗於拉姆拉毒梟手下挺令人意外的。在加利許區甚至連出租車都叫不到，此區街道顯得荒涼而詭譎。
加利許區平均每年發生三起以維護家族名譽為由的女性謀殺案，在最近一位受害人的母親出面指證後，此區變得惡名昭彰。這位受害人名為哈姆達，年僅十七歲（她滿是彈孔的屍體倒在床上被人發現，而她哥哥被人目擊在事發幾分鐘後離開現場），她的母親向警方與媒體指控她的家人，表示過去七年來，他們已殺害了九名女性。在她出面指證之後，許多過往案件也浮出水面，強烈衝擊以色列社會。
當哈穆迪與我抵達當地，準備展開第一天的拍攝時，當地街道一如往常地荒涼。我們選擇把車停在一座清真寺外頭，因為哈穆迪認為若被當地男性發現我們來採訪當地女子而惹出什麼麻煩的話，停在那邊是最安全的選擇。
抵達加利許區之後，本來因為抽了大麻而顯得放鬆的哈穆迪，神情變得嚴肅且警戒。他走入清真寺內，我們將要在寺內與部落長老會面，他同意接受訪問來談論這些謀殺案，並借此澄清這些習俗早已廢棄，此區所發生的慘案與伊斯蘭教並無關聯。但當我隨著哈穆迪進入清真寺時，裡頭不見長老身影，也不見任何信徒。此時民眾開始聚集在我們停車處，我趕忙回到車上，緊張地坐在車內等待。幾分鐘後哈穆迪回來了，他建議我們先去拜訪哈姆達的母親，因為那位譴責謀殺案的貝都因長老尚未抵達。
我們把車留在清真寺外頭。他帶了他的攝影包，但我們認為帶著腳架走動恐怕不是個好主意，所以便將其放在了車上。通往哈姆達家的路上，栽種了成排的鳳凰木老樹，盛開的鳳凰花令天空看似灑上了鮮紅顏料。這個畫面讓我想起哈姆達浸在血泊中的屍體，彷彿她死後靈魂便附身在了這些深紅的花朵上。
稍後，哈姆達悲痛欲絕的母親雅瑪瑪帶我們去看哈姆達床邊的那道牆，她說當時牆上濺滿了她女兒的鮮血。哈姆達一共被開了九槍。
「是我兒子干的。對我來說，從我兒子射殺他妹妹那天開始，他就死了。他是我的兒子，我親自生下他，還餵了三年母乳，他怎麼會幹下這麼可恥的勾當，只因為他妹妹跟一個男人通電話就殺了她？」
「她是在跟誰通電話？」哈穆迪問道。
「她根本沒跟任何人通話。」雅瑪瑪駁斥剛才自己的說辭，「那全是她哥哥捏造的謊言，她哥哥殺她是因為她拒絕嫁給一名想娶她的親戚。她還沒到結婚的年紀。我美麗的女兒，我最小的孩子，他們就這樣奪走她的生命。」
哈姆達生前最後一晚的睡床旁的那道牆上彈痕纍纍，雅瑪瑪拒絕讓人補平牆面。那起慘案距今已有一年，但她仍未能走出傷痛。她白天多數時候都待在哈姆達的墳墓旁。
「這裡是哈姆達長眠之地，也是我的新地址。」她女兒的墓地位於拉姆拉穆斯林墓園，她坐在墓碑旁對著鏡頭如此說道。此情此景令哈穆迪情緒翻騰。
我深陷於此故事之中，而整個小區與以色列警方對一連串年輕女性慘遭家族近親殺害的駭人懸案，擺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度令我作嘔。拉姆拉的警長對我說：「這種事對阿拉伯人來說稀鬆平常，這是他們的習俗！我們無能為力，我們無法改變他們！每當我們抵達兇案現場時，總是每個人都保持沉默，甚至連受害者的母親也是，而且所有呈堂證物3好比說血跡之類的3全被清得一乾二淨。」以色列中部有其他幾位警察，也以此說法替自己辯護為何未能將「名譽殺手」繩之以法。然而口出此言的同一批警力，卻有能力攔截以色列國內最精密的犯罪計劃。
有時候為了緩解一整天令人不安的拍攝工作，我會放縱自己採用哈穆迪的特殊療法。為了舒緩緊繃的神經，我會在開車回耶路撒冷途中與他一起抽大麻。我開車時他會把煙捲得相當完美，當我緩下車速準備通過途經西岸地區的往來於特拉維夫與耶路撒冷間的四百四十三號「殖民公路」檢查哨時，他會把捲好的煙緊握在掌中。士兵們察覺不到異樣便不會攔下我們，會揮手示意我們直接通過。每回經過重重武裝的以色列士兵所守衛的路障時，只要哈穆迪掌中藏有大麻，我便會忍不住感到緊張。但他總會以手肘輕推我，要我記得保持通過檢查哨時的標準微笑。
「你幹嗎每次都要冒這種不必要的風險？」
「什麼風險？」
「萬一他們聞到怎麼辦？」
「那我會邀他們一起抽！這種事我碰到過一兩次。不過問題不在大麻，他們面不改色地就接過去抽了，只是當他們發現我是巴勒斯坦人的時候會變得非常不安。他們認為我想趁他們藥效發作之際，偷偷把卡桑火箭運進去！所以他們打開後備廂檢查，結果卻發現我的攝影機，因此又以為我是前來調查的記者，想偷拍士兵們吸食大麻的畫面。他們偏執到把整卷帶子從攝影機抽出，然後當場摧毀。那群渾蛋！」
「我絕對不會冒險去問檢查哨的士兵要不要抽大麻。」
「身為巴勒斯坦人，我的自由永遠都有風險，我的一舉一動都被以色列政府監控。從某方面來說，在通過檢查哨時抽大麻，我是想藉著這種傻氣的反抗來說一聲『去你媽的以色列』。」
因此，哈穆迪繼續在即將抵達或甚至正通過檢查哨之際優哉地捲著大麻煙，我則全程徒勞地擔心我們會被逮個正著。但說來慚愧，我心裡悄悄想著倘若當真被抓，我可以動用我與猶太人的「關係」脫身。我在心中默念早已排練多次的台詞：「我丈夫的表姐住在耶路撒冷的卡塔蒙區。她叫作米哈爾，她先生叫雅可夫。」他們就是阿默思的父母，我和裡歐常使用這兩個名字，因為只要一說出這兩個名字便如有神助，能讓我們在檢查哨、機場、艾倫比橋順利通關。過去兩年半我在以色列期間進出過無數次大衛·本·古裡安國際機場與其他國界邊關，每當訊問者態度過於強硬時，我只要搬出這兩個名字，便會立刻在護照與行李上獲貼一枚顏色正確的貼紙。有時候我會偷偷望向他們審問恐怖分子嫌疑犯的隔間，諸如留著長鬚、穿著阿拉伯長袍或頭戴阿拉伯頭巾的男子，還有頭戴面紗的女人、名為拉斐克或阿哈邁德的外國人，或有像哈穆迪身上的長髮、大麻味，護照上姓名為穆罕默德，以上這些全都是可疑的特徵。這些疑犯會被審訊好幾個小時，因此，符合上述條件的出境旅客得提前好幾個小時抵達機場以便通過安檢。哈穆迪說他必須在班機起飛前四至五小時就到機場，這樣在經過脫衣搜身與審問後，他才不至錯過班機。在以色列安檢人員眼裡，他是個麻煩分子。他把長髮紮成一束馬尾；他身上確實有大麻味（但還好在機場安檢時，他沒冒險將大麻帶在身上）；他住在耶路撒冷舊城區；他語氣溫和，而且會主動脫光身上衣物，僅著內褲順從地在隔間等候訊問官前來審問。有一回，一位女性海關官員看到這位長髮半裸的「阿拉伯恐怖分子」感到相當不悅，於是便啟動了機場警報系統。當他被問到為何穿著內褲坐在裡頭，他說過去十年來他每年至少進出這個機場三次以上（因為他要去德國協助兄弟處理生意），他記不起有哪一趟旅程他可以不用脫衣搜身就通過安檢。他對安檢人員說：「既然你們勢必會要求我脫衣，那我乾脆就主動先脫了，這樣我們彼此的日子都會輕鬆一些。」
這趟前往拉姆拉搜尋名譽殺手的探險，我還看見哈穆迪以行為向以色列當局進行無言抗議，再加上他與我分享了來自黎巴嫩的大麻，以上種種創造出一片暫時的薄霧，令我在最需要的時候得以隱身其中，躲避近來生活中的劇變。當然薄霧常有散開之時，我的生活會赤裸裸地展示在我面前，我得同時應付南轅北轍的兩個孩子，他們的需求、語言、政治意識全都不同，這一切令我感到無助。但是看見他們帶著充沛活力以美好的步調快速成長，使我能在這個中東最教人迷惘的城市中調整好生活的腳步。
儘管哈穆迪已是我極為親近的好友與同事，但他從不過問我的私事。在當時，分離的痛楚全寫在我臉上，而我三不五時會中途插入意見，一方面是在宣洩壓力，一方面也是想讓他理解我緊繃而焦慮的行為。有一兩回我跟他約了八點半碰面，結果我在他家外頭坐在車內苦等他，灼熱的陽光照在我臉上，我氣得對他大吼。他非常善於處理這樣的情況，那趟旅程他不發一語，只是抽煙，看著一道道影子劃過擋風玻璃。為了打破僵局，我在以色列中部的貝特謝梅什路邊一處加油站停下來，買了兩杯雙倍濃縮咖啡和甜奶酪卷餅在路上吃。他會說聲謝謝，但依然不會與我口頭對質，說我不該對他生氣。他也不會告訴我，他是因為熬夜所以才稍微睡過頭。我們一路上都沒有交談。他身為巴勒斯坦人卻採取這樣甘地式的和平反抗，令我對他心生敬佩，因為他超越了像自殺炸彈客或投擲卡桑火箭那種巴勒斯坦式反抗的刻板印象。
哈穆迪從未過問我的家庭狀況。他見過我的兩個孩子，瑪亞特別喜歡他，還跟他一起練習阿拉伯語，喊他hamar（驢子），還有batikh（西瓜）。他甚至在東耶路撒冷一家他常去的名為阿斯卡迪尼雅的熱門餐廳見過裡歐幾次。但是他從沒在我家見過裡歐，也從未問我他人在何處。我很好奇他為何對我的私生活毫不感興趣，某天從拉姆拉開車回來的路上，我告訴哈穆迪我跟我先生分居了。他既沒有抬頭，也沒什麼激烈的反應。他沉默了許久，久到足以令我喪氣之後，才開口說道：「我知道有什麼不對勁。你看起來總是一臉悲傷，而且你為了要努力隱藏情緒，總是對一些平淡無奇的東西表現得過度興奮。就像有一次我們停在四百四十三號公路旁一處噴泉處要把水壺裝滿，順便買點新鮮的無花果，結果你馬上開始興奮地尖叫。我那時嚇了一跳，因為那些無花果根本都還沒成熟！」
就這樣，哈穆迪再也沒追問我更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