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非自另外一個國度來到這個國度
我們自石榴而來，自記憶之膠而出
憑著破碎的概念我們置身泡沫之中
莫問我們會在你們之間停留多久，莫問
關於這趟探訪的隻言片語
——《海上賓客》，馬哈茂德·達爾維什
說來也奇怪，我竟還想繼續住在耶路撒冷這座本該讓我們一家團圓的城市。我們來這裡的目的是為了團聚而非分離。但是在我跟裡歐分道揚鑣、家庭破碎之後，這座城市對我產生了一些奇妙的作用，它莫名使我心頭放下對這個家庭各種未能實現的期待。在新家裡，我覺得自己像是刮去了一身青苔，重新注入了新希望。我在身邊築起一道石牆，成功把通常會伴隨分手而來的負面能量、惡意與偏執阻絕於生活之外。躲在牆內令我備感安全，我不會讓裡歐或任何人入侵這個空間，在這裡我不再被過往傷痛所擾，開始記錄在耶路撒冷這段期間的經歷。
我不再為了滿足與裡歐共組家庭的渴望而委屈自己，生活中再無絕望與悔恨的干擾。我關上過去那個充滿掙扎與期盼的世界，用尊嚴與創意打造了一個自給自足的平行世界。我的過去，我們共同的過去，其中充滿了各種荒謬的爭執與自我貶抑，現在看來宛如一場鬧劇。此刻的我就像新家院子裡那棵樹齡已久的高大棕櫚樹，自在而充滿智慧。
兩個月以來，裡歐與我只會為了跟孩子們有關的事情而聯絡。
令人訝異的是他竟能夠固定每週五去接他們放學，然後共度週末，通常直到週日下午。我手上一下子多出許多自由時間，一開始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才好。每週日晚餐時，我會聽孩子們說起他們做了哪些刺激的事，例如在阿喀茲夫國家公園（Achziv）的生態海灘過夜、在提比哩亞湖畔露營、在貝特謝梅什的森林漫步。然而最重要的是，裡歐竟然為了孩子們下廚，他顯然喚起了心中深藏的廚師魂。
「你們安息日晚餐吃了些什麼？」我會這樣問孩子們，他們在結束週末旅行後總顯得興奮而疲累。
「爸爸煮了魚湯，裡面放了扁豆和番茄。基蘭和爸爸還做了一個蛋糕，一個巧克力蛋糕。」瑪亞得意地說道。
跟過去一樣，就在我搬進這間屋子不久之後，我聽見它在對我說話。也或許是我自己先把屋子擬人化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已邁入第三年，這是頭一次我的房子成了我的避難所，成了我的朋友。它使我恢復活力，讓我覺得自己受到保護。這棟房子也是一棟一九四八年後被棄置的巴勒斯坦房屋，這裡的鬼魂很友善，但或許友善只是暫時的，說不定是因為我再次搬到另一棟阿拉伯房屋，讓鬼魂決定放過我，因為他們開始對我感到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堅持要留在這裡。這一回我負責說，他們負責聽。我告訴他們，我寧願跟一九四八年前的鬼魂同居，也不想住在一九四八年後建造的那些缺乏神秘感且沒有靈魂的房子裡。這棟房子的牆壁足足有一米厚，牆內洋溢著一股友善的氛圍，使我得以擺脫過去纏繞在生活中的各種瑣碎控訴。
有一天我和瑪亞在圓頂清真寺附近的大馬士革門散步，看著午後陽光照耀在宏偉的圓頂上，照耀了蘇萊曼一世[56]打造的城牆與鄰近區域，彷彿也照亮了好幾千年的歷史。此情此景令我感到歷史之浩瀚，回到家中後，便開始數起院子裡那棵棕櫚樹上有幾道溝槽。
這棵棕櫚樹是這個名為穆斯惹拉小區的地標。「當你經過鄂圖曼式宅邸旁的高牆與行人徒步區之後，沿著通往那棵高大棕櫚樹的小徑一直走，直到抵達一道藍色大門前……」我都用這樣奇特的復合句指引他人來我家。
我聽說可以通過棕櫚樹幹上的溝槽來計算那棵樹的年紀，每道溝槽便代表一歲。
那棵樹上共有一百二十一道。
房裡的天花板很高，我一直找不到夠高的梯子來換臥室裡的燈泡。那個燈泡在前任房客承租時便壞了，那位房客叫作克裡斯·麥克葛瑞爾，他是英國《衛報》的特派員。
在克裡斯之前的房客則叫作蘇珊·戈登堡，也就職於《衛報》。在她之前則是《洛杉磯時報》的特派員芭芭拉·德米克，她是一位單親媽媽，她的孩子就在這棟房子裡出生。過去十五年來，報道巴以衝突的這些作者、孜孜不倦的記者、觀測員、記錄者，他們的精神令我深受啟發。每當我熬夜記錄我在這個中東衝突最激烈地區的旅程經歷之際，就能輕易感覺到他們就在身邊陪伴著我。
在我搬到穆斯惹拉這棟房子不久之後，我的事業出現了有趣的轉折。我當時在替BBC電台第四頻道做一則圖文報道，主題是發生在以色列中部位於特拉維夫附近一座城市的名譽殺人[57]案件的受害者與倖存者。我認識了一位母親，她不久前才在以色列法庭上指證她的一個兒子以維護家族名譽為由殺死了她十八歲的女兒，而這位兇手只比受害人大兩歲。通過這位母親，我才得知在貝都因阿拉伯小區有這麼一段黑暗的歷史，那就是女孩與女人會被自己的兄弟與親戚謀殺。由於小區民眾害怕遭到兇手報復，所以此般罪行多年來始終被蓄意掩蓋，直到這位母親挺身而出，她公開的證詞掀起了一陣波瀾。在我眼裡這則故事不僅重要，更具有視覺震撼力。我覺得短短一則BBC專題報道實在不夠，我想要拍一部紀錄長片。我非常篤定要執行這個計劃，幾個月之內便面試、募集了我的團隊，成員包括一位住在舊城區維亞多勒羅沙街的巴勒斯坦攝影師，還有一位以色列左翼剪接師，她來自獨立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但如今已入籍以色列。她成長於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58]時期，但是革命未能阻止她的祖國無可避免的分裂，因而她對此運動的幻想也宣告破滅。我募集了這兩位來自對立雙方的組員一起參與我的計劃，這也算是我的小小和平實驗。後來我的團隊擴編，又加入了一位巴勒斯坦基督徒翻譯、一位巴勒斯坦穆斯林旁白員，還有一位美國猶太音效剪輯師，大家一同參與這部探討以色列都市化過後的貝都因小區中所發生的名譽殺人案件的紀錄片。
我與裡歐的關係同樣也發生了有趣且出乎意料成熟的轉折。儘管在經歷了包括分手等種種遭遇之後，我當初想要深入中東生活的決心並未動搖，於是我盡可能地讓自己成為中東世界的一分子，不但遵照丈夫的期望，以猶太或半猶太的方式養育孩子，我自己也學習當地語言，並且鼓勵孩子們跟進。裡歐與我雖已分居，但我對此事的立場並未改變。
在過了兩三個月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像朋友一樣面對面而不會有算舊賬的衝動，於是我們同意一起進行安息日儀式，包括點蠟燭、讀禱文，並且一起在裡歐位於馬哈耐·耶胡達市場附近的那赫羅小區的房子裡共進安息日晚餐。那赫羅正是裡歐所謂政治正確的小區，因為此區一直都是猶太人的地盤，據聞該地不曾屬於巴勒斯坦人（裡歐說，這麼一來當地居民就無須承受許多持有「阿拉伯」房屋的猶太屋主曾經或理應心生的那股罪惡感）。自從裡歐搬過去之後，有一段時間我都不再前往我深愛的馬哈耐·耶胡達市場了。但那股因分離之痛所衍生的苦楚並未維持太久，我接受裡歐的邀請，每個安息日都與他跟孩子們一起在他家共同度過。
話說回來，像這樣往來於兩處住所之間，還是會令人有些迷惘。我們有兩個家：一個是位於穆斯惹拉，鄰近舊城區大馬士革門的鄂圖曼式宅邸裡的一戶公寓；另外一個家則位於猶太那赫羅小區，那裡是來自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庫爾德斯坦等中東地區的窮困猶太移民最早的落腳處之一。如今當初那些移民的第三或第四代子孫住在髒亂、擁擠、天花板低矮，一戶戶有如牢房的公寓中，八個家庭擠在一棟簡樸的兩層樓建築裡是常有的事。那裡距離我的住處不過二十分鐘路程，但卻是另外一個世界。
身處耶路撒冷本就會令人對忠誠、愧疚、身份認同等議題陷入兩極思考，宛如精神分裂一般，如今在兩個家之間來回跑只會令病情加重。我不想讓我和孩子們活在這樣奇怪的環境之下。我逐漸意識到裡歐、孩子們與我的關係就像耶路撒冷著名的石牆，在石塊縫隙之間藏了許多緊繃的張力。我切換於不同身份間，而孩子們只得努力適應這一切。
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團成分不明的物質，沒有自己的形狀，卻有任意塑形的彈性。於是平日我會從一位住在西耶路撒冷猶太小區的兩個半猶太孩子的母親，搖身一變成為一位憤怒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前往加沙邊界抗議以色列要切斷該區電力的決議。以色列人的目光短淺、近利令我氣得七竅生煙，他們只為了逼出幾個發射卡桑火箭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就決定要連坐懲罰加沙走廊全體人口。不過回到耶路撒冷之後，我與孩子們會去雅可夫與米哈爾家參與漫長而複雜的安息日儀式，而他們家牆上掛了一幅畫面裡沒有圓頂清真寺的聖殿山[59]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