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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猶太軍營大街

我們在耶路撒冷的第二棟房子位於哈格度哈維裡街(Hagedud Ha'lvri),猶太志願軍的軍營也在同一條街上。隨著時節入冬,耶路撒冷開始降雨,我在這洞穴般房子裡的生活也跟著陰鬱了起來。我決定每週至多只做一則BBC專題,這樣才有足夠的自由寫作時間。我同時也請了希伯來語家教,還報名了東耶路撒冷聖城大學的密集阿拉伯語班。

我發現自己留在家中的時間越來越多,隨著氣候日漸濕冷,家中濕氣也跟著加重。耶路撒冷的冬天詭譎多變,這裡的房子構造無法抵抗寒風大雨,這兒甚至偶爾還會下雪3我們初抵此地時地上便有三英吋厚的積雪。但當時我們在艾梅克勒方街的房子有中央暖氣,住起來舒服又氣派。如今這棟位於艾梅克勒方街南方半公里處的哈格度哈維裡街的房子,相較之下顯得簡樸、老舊,裡歐想搬到一個更多「當地」人從小生長聚集之處。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小區對宗教頗為虔誠。我和裡歐每逢安息日開車上街便會有罪惡感,因為街上到處都是穿出家中最好的那件白色上衣準備要去猶太教堂的一家老小。最初我們覺得那棟房子十分迷人,並且夏天常在花園舉辦派對。八月氣候炎熱之際,那個牆壁貼著馬賽克磚、地板鋪著花朵圖樣地磚的洞穴依然涼爽,儼然是個避暑勝地。

無論我是在寫作、製作BBC每週一回的專題,還是替孩子洗澡並哄他們上床睡覺,裡歐永遠把自己關在位於屋內角落的書房裡,忙著寫哈馬斯贏得巴勒斯坦政權的報告[52]。我們倆幾乎沒有任何私下互動。從某方面來說這也是好事,因為我們都想忘記律師那回事,想平息與歐莉鬧翻過後掀起的餘波。只要裡歐在家,我們便不准提起歐莉這個名字,就連孩子們都意識到了這一點。雖然我通過工作與菲妲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但面對朋友時開始變得更為謹慎,仔細衡量該向他們透露多少家裡的情況。我會與這些新朋友保持距離。

平日基蘭會搭七點半的校車上學,我和瑪亞則會晚一點出門。生活似乎很平靜,無風無浪。這個「洞穴」二十四小時都需要開燈,這讓我覺得自己活在一個不知時日的空間裡。我得依靠時鐘過活,因為坐在我的「書房」裡完全看不出天色變化。而我所謂的書房,其實不過是臥室的一個小角落罷了。

比起我那間位於屋子前方的臥室兼書房,廚房與客廳更缺乏日照。我開始不吃午餐,因為要走進更暗的空間會令我沮喪,在裡頭我甚至會被自己的腳步聲給嚇著。整棟房子都充滿回音,電暖器又不夠熱。我工作時都得在大腿上放上女兒的熱水壺取暖,書桌兩旁再各放一台電暖器,然後房門緊閉才行。

我會工作到下午三點。此時我便該去搭公交車前往基督教青年會接瑪亞放學。那是我一天之中最精彩的時光,我可以與她坐在公交車上,在半個小時的車程裡聽她說故事。在這座城市待了近二十個月之後,她仍一如既往地活潑,對這座城市充滿各種疑問與相互矛盾的看法。這座城市不僅是我們此刻安身立命之處,同時也決定了我們這個小家庭的命運,從某方面來說,甚至會影響全世界的命運。

裡歐的表親阿默思不時會過來當保姆。他已服完兵役,而且也過完了他的「正常化」假期3他去南美洲旅行了三個月。他正在找工作,不過暫時沒著落,也或許是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他做過各種嘗試。他曾通過駐守加沙走廊的以色列士兵牽線,做起一門創新的生意。他僱用巴勒斯坦女子編織無邊猶太禮帽,然後帶到耶路撒冷市場以高於成本約十倍的價錢售出。但後來以色列人遷離加沙,緊接著軍隊也在夏天撤守,他的生意就沒戲了。到了十一月,就在住棚節[53]開始之前,他又開始了一項短期生意:從約旦進口椰棗葉(此為住棚節期間宗教儀式所需用品之一),然後以近乎敲詐的高價在以色列販賣。他靠這門生意賺了不少錢,但他所有生意都要麼短命,要麼就是期間限定:他的無邊猶太禮帽生意因政局變動而告終,而進口椰棗葉也只能在住棚節這一周內販賣。

因此他把保姆當成找到新事業前的過渡工作。我喜歡阿默思,他有一種坦率大方的特質。儘管他熱愛他的國家且願意為其犧牲生命,但他對軍隊並無遐想。他公開承認他服役時奉命執行過一些違反人權的命令。他不否認曾迫害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隱私權,他半夜突襲民宅、恐嚇孩童,然後把他們聚集起來盤問,而他的同事則負責搜尋「恐怖分子」。他確實偶爾會質疑自己的行為,但他沒有膽量違背長官命令。國家使命的召喚終究還是比他內心對迫害巴勒斯坦人的質疑來得偉大。對他而言,國家使命才是他的優先考慮,儘管有道德上的顧慮,他依然相信這片土地是上帝賜予猶太人的。他很喜歡談論在部隊出任務的種種。他說入侵敵方領土時,比方說西岸地區的納布盧斯,他絕對不會碰平民的財產。他說他視線所及有收音機、個人計算機、珠寶,但他和他的同事絕對不會下手。他還說某次長期圍城任務中,他甚至跟某家人分享食物,儘管他們可能正是那行蹤成謎的恐怖分子的父兄子弟。

然而,我從被圍困的巴勒斯坦男女口中聽過不同的故事。我不斷聽見他們抱怨軍隊不只會奪走易於攜帶的小型財物,甚至還會蓄意破壞,把東西扔得到處都是,摔破鍋碗瓢盆,把院子裡的蔬菜連根拔起。阿默思把自己形容為一個嚴守紀律的士兵,他說自己只會執行被交辦的任務,而當中並不包括損毀嫌疑恐怖分子的家。他對我說,某回他奉命搜查一隻五斗櫃好找出能追查嫌疑犯下落的相關線索,當他搜查完畢,他動手折疊嫌疑犯的衣物,把文件和物品放回抽屜裡,此舉引來同事一陣訕笑。我喜歡把阿默思想像成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謝克的小說《好兵帥克歷險記》裡那個少根筋卻正直的士兵。

會請阿默思幫忙帶孩子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跟丈夫的親戚保持往來。畢竟他們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唯一的親人,有必要讓孩子們與他們熟識。基蘭很喜歡阿默思,因為他是個紙牌高手,他說他是在軍隊站夜哨時學會的。「得要有練瑜伽的那種自制能力才能在漫漫長夜裡保持警戒,不過還好我身上有紙牌!」他說。

晚上有阿默思在房子裡,我就能偶爾逃離這棟位於卡塔蒙區(Katamon)的跟猶太軍營同一條街的房子。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東戰爭時,這裡爆發過後來被稱為「卡塔蒙之役」的激烈戰事。巴勒斯坦鬥士們以週遭民宅為基地(我們家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向猶太志願軍發動血腥反抗。以色列戰勝不久後,此區街道全部改以猶太恐怖分子首領組織為名,這些組織戰時蓄意破壞火車,在旅館放炸彈(包括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大衛王飯店),並且殺害所有他們認為反對創建全世界第一個猶太國家的分子,當中包括聯合國的和平調停者。

有了阿默思之後,我在孩子們的課後時間也能享有一些自由。我每週可以去一趟拉馬拉找菲妲,她已不再兩地通勤,因為她與塔瑪鬧翻了,雖然這很不幸,但本不可避免。如今她在她新男友馬哈穆德家過夜,他在巴勒斯坦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政府任職。

由於我洞穴般的居所到了冬天是如此陰鬱,菲妲也離開了耶路撒冷,裡歐又因為忙亂的工作時常缺席,再加上我內心突然湧上一股令我心生倦怠的茫然,種種因素導致近來我對BBC特約採訪的工作不若初時那般起勁兒。我覺得自己很可悲,我試圖重振事業,但其實我的職業生涯早已被我撕裂成絕望的碎片。我一點都不開心。

因此,當某天晚上菲妲致電邀我去拉馬拉最有名的餐廳之一—達爾娜共進晚餐時,我立刻抓住了這個可以逃離陰鬱住所的機會。我在拉馬拉感到格外自由,在那裡我無須面對道德兩難,無須反覆思考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選擇,更不必整天自問為何我仍住在耶路撒冷,守著一段虛幻的婚姻。既然它令我陷入如此可悲的憂鬱,我何不直接打包走人呢?從我家開車走上短短二十分鐘就能抵達檢查哨,接著就能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光是開往拉馬拉這趟車程本身就是一種獨特而令人挫折的體驗,得以見證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有多麼缺乏溝通。

在耶路撒冷東北邊境的阿爾拉姆(Al Ram)檢查哨,以色列邊界警衛問我:「你要到哪兒去?」

「拉馬拉。」

「為什麼?」

「去吃晚餐。」

「晚餐?」

「是啊!有什麼問題嗎?」

「很古怪!」年輕的士兵說道。他喚來了他一位眼神銳利的女性同事(相較之下女性士兵更容易令我心生膽怯),接著他說道:「你看,這位女士說她要去拉馬拉吃晚餐!為什麼?我們這邊沒有好餐廳嗎?」

「這裡吃不到中東烤鴿飯,也抽不到中東亞力酒水煙啊。」我故意這麼說,逗他們笑。

「這位女士,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這位士兵揮手送我離去。我偷偷看了那位女兵一眼,面無表情的她令我有些緊張,她的表情有如隕石般剛毅,恐怕得出動液壓鑽才能在上頭鑿出些火花。

有一回我要去拉馬拉,正當準備出門之際,阿默思對於我要去巴勒斯坦城市探望朋友、進行社交活動,甚至在那邊用餐感到好奇與不可置信。

「他們那邊有什麼樂趣嗎?」

「什麼意思?」

「我是說,他們有可以喝酒的餐廳或酒吧嗎?」

「當然啦,他們有酒吧、餐廳和咖啡店,街頭上不分日夜隨時都人潮洶湧。那邊的街道比耶路撒冷市中心還熱鬧,人們的生活也比較正常。那邊的狂熱分子不像這裡這麼多,拉馬拉的巴勒斯坦人很懂得享受生活,而且他們不會穿著軍裝、肩上掛著一把AK-47步槍去餐廳。」

「好奇怪。」阿默思說,「巴勒斯坦人在我的想像裡,就是檢查哨看到的那個樣子。我跟他們唯一的接觸都是通過槍桿。」

拉馬拉,如此靠近卻又如此遙遠,阿默思常說除非是以軍人身份去作戰,否則他不會去那座城市。幾年前有兩名以色列軍人在拉馬拉慘遭私刑處死後,以色列人就被禁止前往西岸地區。

「其實你也沒得選擇,因為你們全都被禁止過去,就算你想跟牆外的巴勒斯坦人說說話也沒辦法。」我跟阿默思說,「當然,你可以試著闖闖看,但就要冒著被處以高額罰金的風險。如果你們可以自由地跟巴勒斯坦人往來,以色列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就會顯得多餘。因為一旦以色列人體驗過巴勒斯坦的夜生活,他們絕對不會想再拿槍指著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年輕人會拆掉檢查哨,然後自由地穿越邊界兩頭狂歡。」

然而我知道我對阿默思說的這番話,不過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事情沒那麼簡單,過去六十年累積的憤怒與仇恨,不會如此輕易就煙消雲散。雙方都需要一段療傷期,我不知道雙方要經過多長的時間才能原諒並忘卻過往,重新開始。

「我認為如果不把阿拉伯人隔離開來,他們不可能會讓我們繼續待在這個國家。」阿默思說道,我想他是真心相信這個說法,「但如果某天有機會去拉馬拉拜訪你朋友菲妲也蠻不賴的。也許你可以把我偷偷帶過去。」

「不然你可以試試異族聯姻啊,要我當媒人嗎?」我對阿默思說道,「你爸會說阿拉伯語,跟你的巴勒斯坦新娘溝通不成問題。」

「你瘋了。我爸絕對不可能接受我娶一個巴勒斯坦女孩。還有,你們這些局外人怎麼老愛幫我們想辦法?你們憑什麼覺得我們會想聽你們的?我幹嗎相信跟這片土地毫無瓜葛的人會有辦法解決我們的問題?這世界幹嗎不讓我們順其自然就好?我們才不需要什麼媒人!」

「因為你們長久以來實施的各種剝奪當地居民權利的政策,把這裡變成了另外一個南非,他們甚至連住在祖傳家園,住在從小生長的這片土地上的基本權利都沒有。都已經二十世紀了,竟然還有這種事情發生!而且還發生在這個號稱民主的國家。現在已經不是殖民時代,過去白人新移民把澳大利亞原住民、毛利人、美洲原住民從地球上抹去這種事情不該再發生。」

「但我們又不是新移民!我們本來就屬於這裡,我們比巴勒斯坦人還早來,這裡是我們的土地!幾千年來我們一直祈禱能回到這裡。我們不是新移民。」

「從某方面來說你們的確是。雅利安人在四五千年前吠陀時代從中亞遷徙到印度開墾定居,成為印度人,難道這表示他們現在有權聲稱中亞是他們祖傳的家園嗎?」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渴望回到這裡,三千年來我們不斷祈禱,重複說著禱文裡面那句『明年在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為什麼就不能分一塊地給我們?我們沒有地方可以去。他們有了整個阿拉伯世界,從摩洛哥到利比亞,可是我們只有以色列。」

「阿默思,整個阿拉伯世界有二十二個國家和地區。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和方言,膚色和文化傳統也不同。想像一下,如果巴勒斯坦人跑去蘇丹共和國,難道他們會有回到家鄉的感覺嗎?」

「你不懂。」阿默思看起來有些心煩意亂地說道,「猶太人跟這片土地的淵源之深不是你能想像的,我們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始終想回到當初被放逐之地的民族。你不會理解的,外人不會懂我們的痛苦。」

阿默思的說法便是典型的猶太例外論,不管怎麼討論,最終總會繞回這個論述,以色列政府通過學校教育把此論點灌輸到每個孩子的腦海中,要他們相信猶太問題的狀況與眾不同,是特例,因為猶太人曾遭遇無可比擬的磨難,因此便能合法地將巴勒斯坦人的一切據為己有。

我的以色列大地,

我們有一棵樹、一條路、一座橋……

瑪亞仍會把這首流行的愛國歌曲掛在嘴邊,只不過她現在是為了要惹怒她哥哥才會唱。

菲妲與我在達爾娜餐廳優美的環境之下,伴著現場演奏的烏德琴樂聲享用了一頓晚餐。餐後她說要隨我回耶路撒冷,好回去艾因喀拉姆區拿些衣服與雜物。她現在幾乎都住在拉馬拉,而且正準備永遠搬離耶路撒冷。

位於耶路撒冷與拉馬拉之間的卡蘭迪亞村(Qalandiya)檢查哨的士兵表示,菲妲並無以色列居留權,而且內政部還在審核她的申請,所以她根本就不該跑去西岸地區。她不該在身份釐清前跑到以色列境外,也不能住在艾因喀拉姆區那個地址以外的地方。此刻又下起了雨,讓這棟混凝土與金屬建成的檢查哨以及擋住以色列入口的這道高牆看起來陰森冷峻,活像某部災難電影的場景。菲妲用希伯來語對著那位士兵大喊:「請讓我過去。我住在那裡,我是以色列人。我比你更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家。」

我不確定她是不是又在說俏皮話,還是真的在向士兵們懇求。她的語氣帶著一絲嚴肅,但也可能只是在嘲弄這荒謬的情景。士兵把我的護照遞還給我,對我說:「你可以通關,但她不行。」士兵指著菲妲說,「她不准進入以色列。」

「但她的家在檢查哨另一頭。她在那裡出生,她一輩子都在那裡度過。她的衣服、她的書、她的盥洗用品、她的狗……她整個人生都在那裡。你怎麼可以不讓她回家?」

「不好意思。」士兵說道,「她不能通過檢查哨。這裡是國境,根據入境規定,她沒有護照,也沒有任何獲准進入耶路撒冷的文件,所以我們不能放行。」

「但是她大可以走殖民公路順利進入耶路撒冷。」我說。菲妲與我之前從那幾條殖民公路多次進入耶路撒冷,從沒遇到過什麼狀況。

「我們今天走這條路不過是因為比較近。你現在這種行為真的很荒謬,我可以跟你上級說話嗎?」我對那位士兵說道。我察覺到我的音量漸強,語氣也變得急躁。

面對這古怪的場面,菲妲反倒出奇平靜。她拍拍我的肩膀,說道:「別跟他們爭,你可能會被扣留好幾個小時。你這樣跟他們還嘴,有些愚蠢的士兵可能會想公報私仇。他們跟被設定好的機器人沒兩樣,說來說去就那幾句話,沒必要跟他們爭。早知道我就帶你走另一條猶太移民專用道路。我沒戴面紗,又會說希伯來語,每次都被當成附近猶太小區的移民,輕輕鬆鬆就可以過關。」

接著她說她累了,無力再千里迢迢地繞回那條路。時間確實晚了,當下已近凌晨一點,下個不停的雨令人抑鬱。她今晚想留在拉馬拉,於是我掉頭把她載回距離檢查哨不遠的馬哈穆德家。馬哈穆德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領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在當時「巴解」的根據地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被以色列特務機構摩薩德暗殺。我送菲妲過去時,馬哈穆德正站在陽台上。他毫不驚訝地走到門外,彷彿早就在等著菲妲回來。菲妲沒與我道別,便匆忙跑向他身邊,跟著他進屋。我知道她奔跑並非為了躲雨。我在車裡靜坐了幾分鐘,羞愧地想著自己竟有權把車開回卡蘭迪亞檢查哨順利通關,而且不會有青少年士兵揮舞著裝了刺刀的步槍把我攔下。在我發動引擎之前,我看見菲妲走到陽台上。她對我硬擠出一抹微笑,但我知道這抹微笑底下藏著的是羞恥、憤怒與無力的挫敗,這些情緒調成了一杯悲慘的雞尾酒;我知道這抹微笑意味著待我一離開她的視線,她便會崩潰地放聲大哭。她不會在我面前表達她的羞愧,因為我是外國人,我是個冒牌居民,我不過是這個國家的過客。

像這樣週而復始的公開羞辱,最終讓這位善良女子決定遠走他鄉。菲妲後來不出兩年就移民加拿大。塔瑪言猶在耳:「這就是以色列的目的,日復一日的威嚇與羞辱,直到佔領區的人們自行逃離。」

就在我開車離去前,我搖下車窗揮手道別。向來健談的菲妲勉強舉起右手,然後轉身消失在落地玻璃門後。我看見馬哈穆德溫柔地以雙臂環繞她,接著他們雙雙進屋。此景令我稍感欣慰。至少在菲妲的憤怒與羞愧消散前,在她哭泣之際會有一雙臂膀擁著她。

我一如預期地順利通過檢查哨回到家中。當阿默思開門,我看見他的無邊禮帽滑落到頭側,用來固定的夾子鬆脫了。他想必是睡著了。

「有人打電話來。」他說。

「誰?」我的心跳加速,想著可能會是裡歐。

「大概一點半的時候,有個叫作馬卡穆德的傢伙打來,想知道你有沒有安全到家。」

「那你說了什麼?」

「我說我是你先生的表親。」

「真的假的?」我驚恐地問他。

阿默思笑了:「逗你的啦!我知道這位馬卡穆德來自拉馬拉。我不想給你製造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我只說我是保姆。」

「謝謝你,阿默思!正常情況下我不介意跟我的巴勒斯坦朋友透露你的身份,但今晚不適合。還有,你剛剛是叫他『馬卡穆德』嗎?」

「改不了,以色列口音就是這樣。」

「你當然改得了。你爸可是也門來的,在家也會說阿拉伯語。你可以試著讀出正確發音『馬哈穆德』。」

「但我從小就被教導『h』要讀成『kh』,這是地道的阿什肯納茲猶太腔。」阿默思說道。他整理好猶太禮帽,穿上外套準備離去。出門前他在門口躊躇了幾秒,然後若有所思地說道:「我很開心能跟你朋友馬卡穆德說到話。雖然短暫,但卻是一場正常的交談。你知道,我過去跟叫作馬卡穆德的人說的話都是『Jibne hawiyye(給我你的身份證﹚!』這一類的。這是我第一次以對等的方式跟日常生活中的馬哈穆德交談。感覺很奇怪,但又挺不錯的。」

我注意到這一回阿默思讀對了他的名字,畢竟他可以是說阿拉伯語的也門人之子。阿默思有一顆寬容的心,他是我的好兵帥克,我多麼慶幸能有他陪在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