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我的The Unlikely Settler（《耶路撒冷告白》）一書要出簡體中文版，我非常高興。這本書是我在耶路撒冷的回憶錄，它記述了我在那個中東最受關注的城市的生活。該書已在台灣以繁體中文的形式出版，而現在，它將面向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廣大讀者—真是榮幸之至。
出版方如此大力地推廣The Unlikely Settler，真是不敢當。這本書概括了我八年來在耶路撒冷的生活、工作和養家餬口的經歷。在此，我要向廣大的中國讀者們解釋，為什麼應該對這本書感興趣。
The Unlikely Settler是一本關於政治的書，可它同時也是非常個人化的。一開始這是我代理人的主意，她讓我把個人化的東西加入到政治日記裡。她勸我說，我們可不想再出一本會淹沒在茫茫書海中的關於中東衝突問題的書。沒過多久，她就說服了我。
將個人化的東西混合進政治內容裡，這樣一來，熟悉巴以現狀的讀者和不瞭解巴以現狀的讀者，就都能看懂了。
那個「unlikely settler」不是別人，正是我。2005年夏天，我來到了西耶路撒冷一座舊式阿拉伯房子的門前。就像帶有阿拉伯特徵的房子出現在沒有阿拉伯籍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周圍全是猶太人的地區一樣，我的出現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我是兩個帶有南亞血統的孩子的母親，也是一個無神論者，我卻來到耶路撒冷，和我的猶太家人一起生活。當時，我是BBC倫敦新聞編輯部的記者，為了去我家人想去的地方，我休了長假。
我首先是一個母親，其次才是一名記者。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帶著恐懼和好奇，觀察著這座城市。這八年裡，有挑戰，也有激動。在此期間，我既要養家，還要瞭解這個對我半推半就的城市。我和家人一起目睹了兩次加沙之戰、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汽車炸彈襲擊、持刀襲擊、檢查站槍擊等造成的創傷，從此，這個城市對我的影響開始加深。
這種創傷已經從政治層面滲透到了個人層面，我也是後來才發現這點。
The Unlikely Settler裡的故事是從我第三個孩子在耶路撒冷出生開始，以倒敘的方式講述的。在我之前，有很多外來者想要在這座城市定居。多年以來，我也渴望成為這裡的一分子，而他的出生證實了這一點。
一開始，這個城市像謎一樣，讓我困惑不已—宗教民族混雜；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之間展開了房地產爭奪戰，前者因為被剝奪了公民權利而深感不滿，後者相信《聖經》上所說的土地是上帝賜予的。後來，我著手開拓自己的空間、領地和舒適區。最後，我覺得我做到了—我的孩子們長大了，我學了希伯來語，這裡的文化和複雜性在我身上紮了根。我不再是帶著一點南亞斯多葛學派思想的西方自由主義的產物。
我無法再像局外人一樣站在外圍，我要加入那整個吞沒了我的家庭和地區的日常的戰爭。我受到了挑釁，我要還擊。我對這座城市享有權利。
也許最能吸引中國讀者的地方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試著加入耶路撒冷—那座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展現著特有的世界大同主義。走在雅法大道（Jaffa Road）上，你會碰到各種各樣的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亞人、印度人、蘇丹人、美國人、波蘭人、俄羅斯人、北非人、阿富汗人……和中國人。那裡有一個小社區，裡面住的是中國籍猶太人和那些在英國管轄期間來到這裡並定居的商人。雅法路上的「曼達林」（Mandarin）是以色列最古老的餐館，它是聯結這座城市不同人群的通道。大家都在試圖對這座城市、這個地區宣告自己的權利。乍一看，它可能擁擠不堪，可是它容納了所有的局外人，並讓他們在困難中生存了下來，有史以來，它不都是如此嗎。在中世紀的地圖上，耶路撒冷被標記為世界的中心。
我如今居住在倫敦，但我經常回去。作為記者、電影製作人和作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那裡。最後，我講一件我最近去以色列編輯一部BBC紀錄片時發生的逸事。我相信，接下來的故事，會讓你對那奇怪的領地爭奪行為和那歷來就有的根深蒂固的偏執、好鬥與不安的心理有所瞭解。
飛機上人很多。我的座位在後排，挨著廁所，我被兩個人擠在中間。我擠了出去，想看看過道是否空著，或者前排是否還有靠窗的座位。最後，我找到一排，座號是23DEF，旁邊坐著一個睡著了的女人。問題是，她佔了三個座位。於是我問乘務員，她是買了一張座位的票，還是買了三張座位的票。我得到的回答是「一個—靠窗的」。
我試著輕輕叫醒她，可是沒有反應。於是我就在她座位旁等。過了一會兒，她起身上廁所，我就坐到了靠著過道的座位上。
她回來的時候，我把腳偏到一邊，好讓她過去。可是她突然朝我大喊：「我需要睡覺，你沒看見嗎，我需要睡覺，我需要三個座位。」
「看到了，但你還是可以睡啊—你還有兩個座位。你只買了一張座位的票，對吧？」我說。
「我不想坐在你旁邊，你想要我怎麼睡，抬起腳，放在你身上嗎？」
我很驚訝，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坐在那兒，因為親切的乘務員會過來解決問題。
她還在大聲喊叫：「我失去了兩個兄弟，我還在服喪期—還在為其中一個服喪。他們一個在黎巴嫩戰爭中死了，另一個也在最近的加沙戰爭中死了。我需要三個座位。我需要睡覺。你走開。」
「她沒有義務離開。」乘務員傑拉西莫斯過來對那個女人說，可是，那個女人和一個極端正統派的戴著帽子的黑人男子吼著將他的聲音壓了下去。
「我一直看著你，你移到那裡，現在又不讓這個可憐的女人睡覺。」他對我說。
「有話好好說。」我用顫抖的聲音對那個女人和那個極端正統派男人說。她突然把腳伸過來，開始大叫：「我說過很多遍了，我說我需要睡覺，可你就是不讓。」那個女人準備睡在三個座位上。這時候，我真的相信她會說到做到—把她的腳放到我腿上。
這時，傑拉西莫斯說：「抱歉，在這個航班上，我見過很多這種情況，很抱歉讓您受到這樣的侮辱，不過，請您別生氣，我再為您找一個座位好嗎？」
於是傑拉西莫斯把我換到了一對友善的夫婦旁邊。他們讓我坐在靠過道的位置上。看到他們似乎比我還受傷的樣子，我心裡頓感輕鬆。我聽到那個極端正統派男人繼續說道：「我一直看著那個女人，她是故意這麼做的，故意讓這個可憐的女人睡不著覺。」然後，他又問那個可憐的女人：「你的兄弟是什麼時候死的—剛剛犧牲的那個？」
我從未感到如此挫敗過—也從沒像這樣被動地加入一場爭吵。
坐在我旁邊的乘客問我還好嗎。她穿著一件漂亮的、芥末黃色的毛衣。她很年輕，二十多不到三十歲的樣子。我還在因為那個可憐的女人的話而發抖。別人不需要拿硬物敲你的頭，只需要對你說一些難聽的話，就能給你造成看不見的傷害，彷彿讓你變成一個秘密審訊室裡的受害者。
這讓我認清了衝突的現實，看到了其中的偏執和對領地的沉迷。我迅速看了一眼剛剛空出來的座位—23DE上仍然沒有人，可她的兩個塑料購物袋放在上面，其中一個袋子上還寫著「好好活著」。
「需要水嗎？」那個穿毛衣的女人問我。
「好的，謝謝。」我用希伯來語和她說話，然後拿過瓶子，喝了一口。我不斷想起袋子上的字—「好好活著」。
「哦，你會說希伯來語！」同座的乘客用我們共同的語言回復我，又說，「要巧克力嗎？」說著遞給我一塊奇巧巧克力。我接過巧克力，但沒打開。我發現自己拿著巧克力的手在發抖。然後，我打開了它。
「吃了吧，緊張的時候吃這個很管用的。」她說。從她的口音來看，她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
「研究了五年的心理療法，她能給予的也只有巧克力！」她的同伴說。那是一個面目溫和的染著薑黃色頭髮的年輕男人。
我開始咀嚼。巧克力果然管用，或者是她那番寬慰的話起了作用？我想，不管怎樣，這就是以色列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吧，當然，這枚硬幣總是不停地被拋來拋去。
「該我了。那裡面已經有糖了，不過，這裡還有—你應該需要。」他說著又給了我兩個袋子。
也許並沒有什麼。我若不曾面對人性的低點，也就不會見到人性的高處—被他人友好對待了。那對南以色列夫婦和友好的乘務員傑拉西莫斯都讓我感受到了友好和親切。無論發生什麼衝突，我們不能只看到一部分。總有未被發現的部分，那些部分將對已有的現實提出質疑。
我希望我的書能帶給讀者耳目一新的體驗，讓他們瞭解巴以衝突的微妙之處。The Unlikely Settler是通向複雜衝突的橋樑。
利皮卡·佩拉漢
2016.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