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寫給弟弟王天樂
1991年冬
路遙（1949—1992），原名王衛國，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生於陝西陝北山區清澗縣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七歲時因為家裡困難被過繼給延川縣農村的伯父。曾在延川縣立中學學習，1969年回鄉務農。1982年發表中篇小說《人生》，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並被改編成電影，路遙一夜成名。作為名人，路遙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中很多是他不願意接受的。他因此寫信給在陝西日報當記者的四弟王天樂，談到了自己的苦惱，也談到了要集中精力寫一部宏大作品的計劃。1988年5月25日路遙終於完成百萬字長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並因長期專注創作毀壞了身體。1992年11月17日，在寫完《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後，路遙因肝硬化腹水醫治無效在西安逝世，年僅四十二歲。
習近平總書記當年下鄉插隊的梁家河與路遙的舊居郭家溝只隔著幾十里地，同屬延川縣。在回憶文章中習近平寫道：「在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
路遙遺著《早晨從中午開始》原是篇提獻給弟弟王樂天得書信體長文，此為節選。
小說《人生》發表之後，我的生活完全亂了套。無數的信件從全國四面八方蜂擁而來，來信的內容五花八門。除過談論閱讀小說後的感想和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許多人還把我當成了掌握人生奧妙的「導師」，紛紛向我求教「人應該怎樣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規定我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我看。與此同時，陌生的登門拜訪者接踵而來，要和我討論或「切磋」各種問題。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亂中添忙。刊物約稿，許多劇團電視台電影製片廠要改編作品，電報電話接連不斷，常常半夜三更把我從被窩裡驚醒。一年後，電影上映，全國輿論愈加沸騰，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沒了。另外，我已經成了「名人」，親戚朋友紛紛上門，不是要錢，就是讓我說情安排他們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僅腰纏萬貫，而且有權有勢，無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當時分文不帶而周遊列國的文學浪人，衣衫襤褸，卻帶著一臉破敗的傲氣莊嚴地上門來讓我為他們開路費，以資助他們神聖的嗜好，這無異於趁火打劫。
也許當時好多人羨慕我的風光，但說實話，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條縫趕快鑽進去。
我深切地感到，儘管創造的過程無比艱辛而成功的結果無比榮耀，儘管一切艱辛都是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許在於創造的過程，而不在於那個結果。
我不能這樣生活了。我必須從自己編織的羅網中解脫出來。當然，我絕非聖人。我幾十年在饑寒、失誤、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歷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我不拒絕鮮花和紅地毯。但是，真誠地說，我絕不可能在這種過分戲劇化的生活中長期滿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種沉重。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這是我的基本人生觀點。細細想想，迄今為止，我一生中度過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寫《人生》初稿的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二十八歲的中篇處女作已獲得了全國第一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正是因為不滿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寫作中。為此，我準備了近兩年，思想和藝術考慮備受折磨；而終於穿過障礙進入實際表現的時候，精神真正達到了忘乎所以。記得近一個月裡，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渾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深更半夜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以致招待所白所長犯了疑心，給縣委打電話，說這個青年人可能神經錯亂，怕要尋「無常」。縣委指示，那人在寫書，別驚動他（後來聽說的）。所有這一切難道不比眼前這種浮華的喧囂更讓人嚮往嗎？是的，只要不喪失遠大的使命感，或者說還保持著較為清醒的頭腦，就決然不能把人生之船長期停泊在某個溫暖的港灣，應該重新揚起風帆，駛向生活的驚濤駭浪中，以領略其間的無限風光。人，不僅要戰勝失敗，而且還要超越勝利。
路遙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