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相聲不太好寫，我開始嘗試寫影視劇。起初搞影視劇我舉步維艱，一個寫相聲的寫影視劇根本沒有人認，一切得從頭開始。影視圈子我沒有什麼認識的人，也不知道要找誰幫助。恰好，有一天有個朋友打電話找我，說電視劇製作中心有個導演要找劇本，問我有沒有。我一想原來司法部宣傳處處長曾經找我寫過三個短劇沒有用，於是我就給處長打電話要那幾個劇本，沒想到那個處長已經退下來了，原來的副處長當了處長。這位新處長一聽是我很高興，說正要找我呢。他跟我說我的那幾個短劇要用。我連忙說：「哎？不是說我的劇本是相聲嗎？」新處長說：「沒有啊，之前根本就沒看。」我覺得很奇怪，沒看怎麼說是相聲呢？新處長說：「我們當時以為是相聲呢。現在看了非常不錯，你過來吧，這幾個劇本要用，你還得繼續寫。」我喜出望外，就這樣我去了司法部宣傳處。
到那裡才知道，司法部宣傳處組織人寫了一個有關司法方面的電視劇，準備請北京電影製片廠一個劇組給他們拍攝。北影有個製片人叫孟昭文，到那裡去辦事，坐在辦公室等人的時候，看到窗台有幾個劇本，上面都落了塵土了，他撣下塵土看了起來。越看越有意思，等新處長來了，就說：「哎呀，這幾本比你們給我的那些劇本寫得都好，怎麼不用啊？」老孟的幾句話提醒了他們，一看果然不錯，這才決定讓我來繼續寫。後來這個法制短劇我給它起名叫《鏡頭伸向大雜院》。
在司法部一次影視劇評比中，北京電視台專題部齊建新主任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活動，他聽司法部宣傳處的同志說，他們部請廉春明寫的短劇比這些戲都好。齊建新主任問：「那為什麼不參加評獎呢？」宣傳處的同志說：「這不是我們自己拍的嗎，自己拍的我們決定不參加評獎。」
這個專題短劇，雖然拍得不錯，由於受專題的限制，被司法部宣傳處的人作為資料收起來了。事有該著，有一次齊建新主任見到我說起此事，我說：「那你就幫忙讓台裡給放了吧。」齊主任說：「放不放不取決於我，台裡有一個審查小組，這個審查小組大部分是退了休的老同志，標準可高呢。」我一聽說那太好了，我這個戲就是不怕老同志看。齊主任一看我這麼大信心，提著一摞磁帶給台裡送去。這個戲很快被批准，通過北京電視台播放，效果出人意料。雖說是個短劇，但收視率很高，影響力出奇的好。播放的日子正是兩會期間，許多代表看了都讚揚這部戲。從這部短劇開始，我步入了影視的圈子。
回頭來看，我進行電視劇的創作是從1989年開始的。雖然以前我也寫過劇（在團裡寫的相聲劇，屬於舞台劇），但在寫這個戲前，我也不懂寫戲的規律。在首鋼的時候，我寫過小戲，效果非常好。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很多人藝藝術家覺得很不錯。像刁光覃、方琯德等老藝術家都在首鋼生活，大家都覺得我這個戲效果很好。但是單看劇本也沒看出什麼來，大家都覺得很奇怪，不知其中原因。後來經我自己分析，我這個小戲效果好的原因是我的語言好。
過了若干年，我調到北京曲藝團寫了一個相聲劇叫《花蝴蝶》，我曾經請人藝老藝術家方琯德老師提意見，方老師看後對我說：「你這個戲我和呂齊老師都看了，我們不懂你的戲，也沒有懸念，但就是覺得有意思，特別想往下面看，太好玩了，這個戲我看可以排。但是得給你提個意見，你不能讓人這麼樂，你要刪去一些笑料。觀眾不能笑得受不了，什麼事過了也不好，要學會控制戲的節奏、氣氛，冷熱要有度。」方琯德老師的教誨使我受益匪淺。
另外，還有我們團藝術室主任老藝術家田明和他愛人，田明的老伴也是一位老藝術家，是當年歌劇《劉三姐》的老導演。老兩口看了我這個戲的劇本非常高興，田明老師對我說：「我們兩口子都覺得你這個戲太可樂了，我老伴說如果要排樂意導這個戲。」
其實那時候我也不懂戲，寫戲是後來才慢慢發展的。我覺得以前寫的戲主要是包袱多，看起來可樂，現在仔細想想也很膚淺，也就是一般笑劇，沒有什麼懸念，結構也不倫不類。不過寫這些戲也沒白寫，為我後來寫電影、電視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為自己偏愛喜劇，長處就是愛抖包袱，所以，我就給自己的創作定位在喜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