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早晨，安娜・瓦尼亞醒來時，發生了幾件事情，可她並不知道。那年她七歲。
安娜不知道，在被佔領的波蘭，蓋世太保的頭子下令強迫雅蓋隆大學校長要求所有教授（其中就有她父親）出席一場座談會，主題是在德國人統治下波蘭的學術發展方向。座談會將在當天中午舉行。
安娜不知道，父親連同他的同事們將從56號演講廳被帶走，先帶到他們目前生活的克拉科夫[1]的一所監獄，隨後將被遣派到波蘭全國其他許許多多的拘留機構，最終要轉移到德國的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安娜也不知道，幾個月後，父親那些倖存的同事將被遣送到更為聲名狼藉的上巴伐利亞達豪集中營。但是，那次移交開始的時候，她父親已不在人世，無法被轉移了。
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親要外出幾個小時。
七歲女孩們可是群變化莫測的傢伙。有人會跟你說，她們早就長大成人了，你若不同意就會很麻煩。有人似乎更樂於斤斤計較地掩飾用粉筆寫在頭腦中的童年秘密，不肯給成年人透露丁點兒事情。還有些（迄今為止這伙孩子的數量最大）壓根兒就無法確定自己屬於哪個陣營，完全取決於她們那天那時甚至那刻的狀態，她們呈現給你的面目可能完全不同，絕非你自以為可能會發現的面目。
安娜屬於最後那種七歲女孩，這種矛盾狀態與她父親的培養有很大關係。父親待她猶若成年人——尊重、謙遜、體諒。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同時又設法在安娜的感覺中保護和保存這樣的概念：她在這個世界上遇到的萬事萬物都是嶄新的發現，對自己的心靈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
安娜的父親是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的語言學教授，跟他一起生活就意味著每星期天天要講不同的語言。安娜七歲的時候，她的德語、俄語、法語、英語都相當不錯了，而且還通曉意第緒語[2]、烏克蘭語，略懂亞美尼亞語、喀爾巴阡山羅姆語[3]。
父親從來不跟她說波蘭語，他說，波蘭語就讓它好自為之吧。
如果不是迷戀交談，不會有人像安娜的父親那樣能夠掌握這麼多種類的語言。她記憶中很多時候父親都是在跟各種各樣的朋友以及他在城裡培養的交談夥伴中的某位說話——不是大笑就是開玩笑，不是辯論就是歎息。事實上，跟父親生活的很多時候，安娜曾認為父親說的每種語言，都是根據他談話的不同對像經過裁剪特製的，猶如一套預先訂購的衣服。法語不是純正的法語，而是布夏德先生說的法語，意第緒語不是純正的意第緒語，而是什姆利克先生說的意第緒語。亞美尼亞語的每個單詞和短語則讓安娜想起那個矮小老奶奶的臉龐，她總是用小杯濃烈的苦咖啡招待安娜和父親。
亞美尼亞語的每個單詞聞起來都有股咖啡味兒。
如果安娜青澀的少年生活像幢房子的話，那些跟父親在業餘時間交談的男男女女就是那幢房子的支柱了。他們讓天空升起，讓大地沉穩。他們跟安娜微笑說話的樣子，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孩子。去拜訪他們的從來都不僅僅是瓦尼亞教授，而是瓦尼亞教授和安娜。或者像他們稱呼的那樣，是瓦尼亞教授和安雅，或者卡安娜蕾，或者安可，或者安尤沙克，或者安歐克。這個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有多少個民族，她就有多少個名字。
當然，如果每一種語言都只對應一個人，那麼，最後，一個女孩子可能就要好奇納悶了——我父親對應的語言是哪種呢？我的語言又是哪種呢？
不過答案很簡單——他們都是別人語言的傳聲筒。別的每個人似乎都只限於懂一種語言，頂多兩三種，可是安娜的父親好像完全不受遼闊和變化萬千的克拉科夫風景中羈絆別人的邊界的束縛。他不曾受任何說話方式的限制。只要願意，他可以隨心所欲地成為任何東西，也許，唯獨不想成為自己。
如果安娜的父親真的是這樣，那麼安娜也應該是如此。安娜的父親沒有給女兒傳承某種具體會限定她的語言，而是教給她自己掌握的眾多語言構成的寬泛譜系，還說：「從中去選吧。給自己創個新的好了。」
安娜對父親的記憶中，他無時無刻不在侃侃而談。在安娜記憶中，他猶如一座活著的雕像，這座雕像是按照他習以為常的聆聽講話的姿態塑造出來的：左膝搭在右膝上，肘子撐靠在膝蓋上，手掌托著下巴。他經常採用這種姿態，但是即便在如此默默地專注傾聽時，安娜的父親還是忍不住想交流，嘴唇和眉毛會隨著人們說給他聽的東西做出擰動和蠕動的回應。別人可能會問他這些怪癖似的痙攣和抽搐是什麼意思，但安娜對那種表情語言同樣很精通，從來不用問。
安娜和父親一起說話花的時間可不少。在這些人家公寓的各個角落以及城市的條條大街上，用各種語言來交談。在所有那些人裡面，安娜覺得父親最喜歡跟她說話了。
安娜第一次意識到一種語言就是人們——說同樣語言的兩個人不見得必然是同類人——之間共享的約定，那是她記憶中唯一一次問了個難倒父親的問題。
那是在他們遠足或者其他外出活動後回家的路上，當時天色逐漸暗淡。安娜已經認不出他們走在城市的哪個地段。父親緊緊抓著她的手，邁開長腿跨著大步，她必須小跑才能跟得上。太陽從屋頂落下去，又沉沒在群山那邊，他步子迅捷，速度越來越快。等那件事發生的時候，他們幾乎已經在跑了。
安娜還沒看見任何東西的時候，聲音就已先傳來。有個男人的聲音在大笑，響亮又歡快，實在太開心了，連安娜都微笑起來，激動得想看個究竟，到底是什麼讓他發出如此笑聲。但是，當他們來到發出這聲音的街上時，她的微笑打住了。
有三個士兵在那裡。
大笑的那個士兵最矮小。安娜記不清另外兩個士兵的模樣，只記得在她看來，他們好像出奇的高大。
「跳啊，」最矮小的那個士兵說，「跳啊！跳啊！」
他們前面那位頭髮花白的老人使出最大的勁頭照著指令去做，在原地毫無意義地上下跳躍著，不過，很明顯，他的腿有什麼毛病——可能是嚴重損傷。不難看出，他非常不舒服。他咬緊牙關，每次鞋子撞到石子的時候都忍住不要叫出聲，雖然疼得連面孔都扭曲了。
這似乎讓那個小士兵更加開心。
也許最難理解的是那笑聲中洋溢的純粹又毫不保留的歡樂——在安娜的心中，那個士兵講的是弗什曼醫生的語言，因此，也是用那種語言大笑的。
弗什曼醫生是個差不多快禿頂的胖子，平常總穿件馬甲。他戴著眼鏡，拿根枴杖，有時整天拄著它在小藥店裡慢慢騰騰地走來走去。弗什曼醫生喜歡咯咯咯咯地笑，這時臉膛幾乎總是變得紅彤彤的。安娜認識他的那段短暫時間裡，他偷偷送給安娜的小甜點要比她在別的任何場合見過的都要多。
那個小士兵說的正是弗什曼醫生講的話。
安娜有點糊塗了。她沒法參照那位醫生的語境理解這位士兵，又沒法參照士兵的語境理解醫生。所以，她做了碰到這種情況時任何孩子都可能會作出的反應。
她問了父親。
如果安娜的父親不是那樣的人，如果安娜在她短短的七年時間裡沒有聽過、說過德語，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還用德語思考，像有潛在能力講這種語言的人那樣——總之，如果她的口音不是如此驚人的地道，這個故事還沒開始就便結束了。
「爸爸，」安娜說，「他們為什麼要嘲笑那個人啊？」
安娜的父親沒有回答。那個士兵轉過頭來。
「因為，liebling，」士兵說，「他不是人，他是個jude[4]。」
安娜清楚地記得那句話，因為對她來說，那句話改變了一切。安娜以為她知道什麼是語言，語言如何發揮作用，知道人們如何無中生有引出不同的詞語，為了描述周圍事物的輪廓形狀而說出來。
然而這句話情況要複雜得多。
什姆利克先生從不講jude，他只說yid[5]。
這位士兵，無論他講什麼語言，還是跟弗什曼醫生不一樣，正如醫生想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跟那位猶太人什姆利克先生不同。
一九三九年，一群叫德國人的人開進一個叫波蘭的國家，控制了克拉科夫城，安娜就生活在那裡。不久這些德國人便實施了一項名為克拉科夫特別行動的計劃，主要目標是針對這個城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安娜的父親就在其中。
克拉科夫特別行動正式實施的日子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安娜七歲那年——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親要外出幾個小時。
十一點稍過，父親把安娜托付給弗什曼醫生照顧，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回來。
如果有緊急活動需要參加，父親把安娜交給朋友照顧並非什麼罕見的事。父親可以放心地把安娜短暫地放在家裡，不過，當然了，有時候他需要外出的時間會更長些。安娜還很小，總需要有人來照顧。
安娜的父親竭盡全力，讓她遠離這個城市正在發生的事情，可戰爭畢竟是戰爭。何況，不要指望永遠把一個孩子保護起來遠離塵囂。大街上出現了不少穿軍裝的人，很多人大喊大叫，還有狗，以及令人害怕的事物，有時還會聽到槍炮聲。如果一個人愛說話，他女兒免不了會聽到「戰爭」這個詞被說出來，無論偷偷摸摸還是大聲地說出來。無論在哪種語言裡，「戰爭」都是個沉重的字眼。
安娜還隱隱約約記得以前的時光，那時這個沉重的字眼還沒有像邊角加沉的大網般降臨下來籠罩在她的四周，但她記得的不是什麼具體的人影或者面孔——甚至不是她極力塑造的對母親的短暫印象——對那段時間的記憶最鮮明的特徵是一座生氣勃勃的城市裡充滿活力的戶外生活：公園和花園裡嘰嘰喳喳的漫步、奔波聲；人行道邊桌上的一杯杯啤酒、咖啡和茶水；母親、戀人和朋友大聲喊著名字，迴盪在對面的石板街上，希望那人消失在街角的時候叫住他並轉過漂亮可愛的腦袋。對安娜來說，那些猶如永遠溫暖的日子和太陽，可是她知道，戰爭，很像壞天氣——如果就要上路了，最好不要在外面碰到。
最後那幾個月，安娜的父親花了不少時間在家裡陪著安娜，跟她說說話，當不可避免需要沉默的時候，就會看看書。他的初衷很好，可是放在家裡的書都遠遠超出了安娜的閱讀水平。所以安娜大量的時間都花在看特定的一本書上了，那是本厚厚的兒童故事集，裡面的內容從各處收集選取而來。無論來自伊索還是《聖經》，或者北歐神話乃至埃及傳說，全都帶著同樣出自十九世紀人之手、看著很舒服的插圖，用鋼筆和墨水畫就，然後複製在厚重的紙上。
安娜只要跟那本書分開就會很想念。甚至先想念那本書，再想念父親。
十一月六日午後最初的兩三個小時裡，弗什曼醫生對安娜的態度還是一如既往，店裡人空的時候，他會把目光越過眼鏡逗逗樂，笑一笑，當門鈴響起，有新顧客進來後馬上就不理睬安娜了。店裡的小餅乾比前幾天少了很多，不過安娜能理解——弗什曼醫生以戰爭為由解釋過饑荒。這樣的解釋很常見，安娜對此已經非常熟悉——最近不管誰說到異常情況，好像都會指出戰爭來解釋。
安娜對「戰爭」這個詞的確切含義還不太懂，但是它好像，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會打擊她的小餅乾的供應，對此她實在無法贊成。
那天藥店比安娜以前見過的任何時候都要忙碌，到店裡來找弗什曼醫生求救的人大部分是年輕的德國人，身穿區別不很明顯的軍裝。甚至有些稍微上了年紀、穿著套裝進來的人，講著一種嘹亮、清脆的德語，雖然明顯跟弗什曼醫生講的語言一樣，但在安娜聽來，他們的發音似乎因為肌肉緊繃而前傾，弗什曼醫生則低沉、放鬆。最有意思的是，每當安娜格外關注顧客說的話時，弗什曼醫生就會緊張起來，所以安娜就盡量裝得好像沒在聽的樣子。
時間越來越晚，弗什曼醫生試圖掩飾逐漸強烈的焦慮。可是，到店舖打烊的時候，安娜的父親還沒回來接她。弗什曼醫生開始不加掩飾顯露擔憂起來。
不過，安娜還不是特別擔憂，因為父親以前還有出去更長時間的時候，而且總會回來。
可現在大街上槍炮響個不停，狗叫個不止。弗什曼醫生斷然拒絕帶安娜跟他回家去。安娜心中憂慮的種子第一次悄然萌動。以前弗什曼醫生對她從來都那麼溫柔，現在讓人有些不解，他怎麼會突然變得不友好起來。
那天晚上，安娜就在弗什曼醫生藥店的櫃檯下面睡了，沒有毛毯，渾身好冷，隨著夜越來越深，街上德國人越來越多，還害怕被人看見或者鬧出太大的聲響。
安娜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她太擔心了，腦子很活躍，連打盹都辦不到，不過還沒有活躍到讓自己不要倦怠的程度。就在這種永遠無法進入下個時刻的時候，安娜開始懷念自己的那本故事書來。
那本書快到末尾的時候有篇故事，就在裝幀開裂的地方，順手就能翻到，講的是一個叫阿德勒國王的細細長長的魂靈的故事，安娜喜歡盯著看他的圖像，直到恐懼得無法忍受，然後突然合上書。阿德勒國王困在書頁中後，害怕會真真切切地消失，安娜多麼渴望此刻像合上書關住國王那樣，封住那像蟲子叮咬般煩人的小小擔憂。
早晨，弗什曼醫生給安娜帶來一小份吃的東西。這讓她心裡感到舒服了些，可到中午吃飯的時候，安娜已經明白醫生顯然不想還讓她繼續在那裡逗留了。他非常歉疚，說如果安娜的父親來店裡接她，他會立刻要他過去找她，但自己不能再在店裡收留安娜了。
他說的話句句都在理，安娜向誰辯解去呢？
弗什曼醫生送安娜回自己家的公寓，離開的時候隨手鎖上店門。他們到公寓後，安娜很快發現，父親昨天送她到弗什曼醫生的店舖，離開的時候把自己家的門鎖上了。可是，弗什曼醫生根本不知道這個情況——等他們一看見公寓樓的時候，他就找了個借口匆匆忙忙回自己的藥店去了。
安娜在自己家門前坐了很長時間。她心中某個地方仍然堅信父親正在回家來找她的路上。安娜極力克制住擔憂，激勵自己讓這份堅信在心裡的那個地方繼續壯大。真的，他很快就會回來。
可是他沒有回來。
只要感到自己的信心逐漸減弱，安娜就試試門把手。她試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她都癡癡地又深深地相信，事實上，父親並沒有把她鎖在外面，只是轉把手的時候她使的勁不夠大。
安娜多麼希望那是真的，可房門紋絲不動。在和平的日子裡，有時這樣的異想天開會變成現實，可在戰爭時期，這永遠不可能。
坐在那裡，對安娜來說簡直就像永恆，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永恆。對孩子來說，無所事事的一個鐘頭長得跟一輩子差不多。安娜已經在那裡坐了兩三個小時了，如果不是過道對面的尼梅茲克太太，她可能會一直坐在那裡等父親回來，直到戰爭阻止她。
尼梅茲克太太經常跟瓦尼亞教授（以及其他人）抱怨說，他和女兒經常深夜還高聲喧嘩。但是，安娜的父親相信，尼梅茲克太太只是不願意他們帶吉普賽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到大樓裡來。尼梅茲克太太只會說波蘭語，每次都只講那麼一點點。她這輩子幾乎從來沒有面對安娜說過哪怕一個詞。不過老太太經常當著父親的面提到安娜，通常都說父親對女兒教育不當。不用說，在安娜看來，見到尼梅茲克太太永遠都是讓人非常不開心的事情。安娜又是那種特別不喜歡見人的女孩。
安娜開始在公寓門口等待後不久，尼梅茲克太太就打算出門去辦個事。老太太從樓道經過的時候，目光在安娜身上盤桓了很久，辦完事回來，目光同樣沒有從安娜身上移開過半秒，直到關上身後自家的房門。
安娜拿不準尼梅茲克太太會採取什麼行動，但老太太隔會兒就把門裂開條小縫兒，查看小姑娘是不是還坐在樓道裡。每次看見她從門後露出的那一點點臉，安娜都覺得老太太的態度越來越開心了。
如果不是尼梅茲克太太，安娜可能還老老實實待在那裡等父親回來。
如果不是尼梅茲克太太，安娜可能永遠沒有機會遇到燕子男。
整個克拉科夫，數不清的公寓、房間，甚至咖啡館和小客棧，七零八落地散佈著安娜父親的朋友，他們會用各種不同語言歡迎她住一兩天，可是，安娜仍然回到弗什曼醫生的藥店。畢竟，她最後是在這裡見到父親的。父親會認為她在這裡。
天色已晚。安娜飢腸轆轆，太陽開始向地平線降落，她開始想晚上睡在哪裡。對她來說這種憂慮的感覺還很新鮮——那種感覺持續到昨晚，她有生以來睡的地方只有家裡緊鎖的房門背後那張小床，跟父親的床只隔著道過廳。
安娜到弗什曼醫生店舖外面的街上時，他正忙著接待一個顧客。安娜透過巨大的玻璃窗看到他正跟一個穿西服的男子說話，雖然他直直地盯著安娜，卻好像當作什麼都沒看見。
街上開始冷了起來。
安娜雖然年紀還很小，很多方面卻習慣像個成人般自我安慰，但是那些天，她仍然像孩子般言聽計從。弗什曼醫生告訴過安娜，他不會再在店裡收留她，無論她心裡認為情況與他料想的多麼不同，無論她變得多麼絕望，安娜都不能到店裡來，除非別人對她說沒問題。
這就是成年人所說的「做個乖女孩」。
安娜開始安心坐在街上等待一個不會回家的父親。弗什曼醫生店舖所在的那條街很短——是條彎彎的用鵝卵石鋪成的小路，而且很窄，兩頭連著兩條主大道，然後就到頭了。街上沒有多少車輛，除了去那家藥店和其他幾家店舖的顧客，出入這條街的人大多住在附近，到達或者離開都不會滯留很久。安娜的眼睛始終看著地面，心裡悄悄祈求過往的路人誰都不要瞧她，除非那人是她的父親。她尋找著裙子上可以拉出來的脫落的線頭擺弄著，借此打發時間。
最終是鞋子的聲音引起安娜的注意。那天下午，卡啦卡啦的節奏在那條街上來來回回出現了上百次，總在附近前前後後繞來繞去，消失一會兒又出現，木頭鞋跟敲擊大街石頭路面的聲音安娜早就熟悉了。安娜驚訝地抬起頭，她斬釘截鐵認定熟悉這鞋子的聲音。抬起頭不久，她就肯定，鞋子上方的那個男人注意到安娜在留意他。
那個男子個頭很高，卻瘦得離奇。他身穿褐色三件套毛料西服，肯定是特意為自己定做的。很難想像別的男人有他那樣的尺寸，他的衣服穿得比手套還熨帖。他帶著個陳舊的衣用包，褐色皮革已經磨損得比他的深褐色西服的顏色淡好多。上面有些銅扣子，包的側面印了個淡紅色的SWG三個字母的組合，最初的顏色可能跟深紅色的領帶一樣。一把長長的黑傘扣在包的兩個提手之間，遮住包的頂端，雖然天空晴朗。
瘦子注意到安娜在看他後就不再走來走去。他從高得嚇人的高度，透過圓圓的金邊眼鏡俯視著安娜。瘦子嘴上叼著根沒有點燃的香煙，他用細長、瘦骨嶙峋的手指取下來，吸了口氣想要說話。
就在這個剎那，鈴聲大作，從弗什曼醫生店裡走出一個年輕的士兵，來到街上。瘦子立刻驟然轉過腦袋面向那位年輕士兵，開始用明快、乾脆、高雅、文縐縐的德語跟那個士兵說起話來，問他這裡是不是那個好像大家都喜歡來就診的著名醫生的診所。安娜感覺自己開始屏住呼吸。
這位高個子男人和這個陌生人說著話，語速很快，意氣相投，那位士兵保證說裡面的服務質量高，人熱情。畢竟，這位醫生是德國人，不要指望某個波蘭醫生的技藝會勝過他。
適當地稍停片刻後，瘦子向士兵點頭表示感謝，然後轉眼向店舖望去。他身上有股權威的氣勢。安娜開始納悶，估計那位士兵也有同樣想法，她是否應該認識這個人。年輕士兵習慣了上級總是含蓄不言的規矩，把敷衍性的感謝解讀為是要打發他走，可是士兵還沒走開很遠，瘦子又喊他回來。
「我不知道，soldat[6]，」他說，「你能不能借個火幫我點根煙。」瘦子的長手背扣在身後。毫無疑問，他可能懶得折騰自己來做這種事。
年輕士兵恭敬順從地照辦了。瘦子連目光都沒有接觸，更沒有道謝，甚至連打個招呼認可下都沒有。
他深深地吸了口煙。
士兵消失在克拉科夫街頭。
瘦子又美美地吸了口煙才轉過身面向安娜。
「那麼，」他用優雅的德語說，煙霧隨著聲音從唇間噴湧而出，「你是誰？」
安娜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她動了動下頦，想不管從什麼語言中找個詞來無中生有編造個名字——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安娜」有個德語版，可是她覺得向如此威嚴的一個人講出那個詞，說那就是她，好像有些不對勁。像她這樣寒冷、飢餓、害怕，要想回憶起最初那個討巧的稱呼，腦子有些吃力。
瘦子挑起眉毛，腦袋朝右側歪著。他眉頭一皺，換成波蘭語：「你在等誰？」
他說德語時的明快變成了波蘭語的圓潤敏捷。除了父親之外，他是安娜見到的第一個嫻熟掌握不止一種語言的人。
安娜想回答他，想跟他說話，可是卻不知道能告訴他什麼。安娜忽然想到可以說她在等父親。可是，說真的，她自己已經拿不準實情是不是如此。如果關於這位高個子陌生人有什麼事是很確定的話，那就是他這個人可不是你撒謊可以糊弄的。
瘦子點點頭算是對安娜沉默的回應，接著又換成俄語說：「你父母在哪裡？」
這個問題應該不難回答，可是安娜不能忠實地說出來，因為她不知道。她正要這樣告訴他的時候，高個兒男人已經習慣了安娜毫無反應，又迅速換成意第緒語。
「你還好吧？」
這個問題惹得安娜突然哭起來。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別的問題及其無法回答同樣讓人不知所措，又讓人煩惱。也許是因為這個人——在安娜看來這個男人當時顯得有些可怕，高高地聳立在她面前——語調的忽然軟化，忽然關切起人來。如今，幾個星期，幾個月過去了，情況逐漸變得越來越不妙，安娜想不起來還曾有誰問起過她好不好。連父親都忙著辛苦地給她提供某種可以接受的一切都好的說辭，卻始終一直忽略了詢問這樣是否管用。
也許跟意第緒語有關。那是什姆利克先生講的語言。安娜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沒見過什姆利克先生了。雖然她還是個孩子，但不可能對這個城市的猶太人的遭遇都視而不見。她心裡隱隱約約拿不準意第緒語是不是還能倖免於難，直到瘦子說出來後她才放心了。
不過，對安娜的眼淚，最合理的解釋為，這個問題，她確確切切知道如何回答：
她並不好。
瘦子對安娜流淚的困惑不解遠大於關切。他的眉毛再次蹙到一起，俯視安娜的時候腦袋歪向一邊，重要的是，瘦子似乎很好奇。
這個人的眼睛很犀利，深深地嵌在額頭下面，而且即便女孩子費盡心機想把自己的眼淚藏起來不讓人們看到，她也沒辦法不去看那雙眼睛。他的眼睛像只魚鉤，鉤住安娜的眼睛，把它們拽出來對著自己。
接下來他做了件事，從此永遠改變了安娜的人生。
瘦子犀利的目光朝上轉向短街擁擠的房屋的簷頂。安娜的目光像被俘虜了般緊隨其後凝視過去。瘦子看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後，撮起嘴唇，朝天空方向吹了段嘰嘰喳喳歡快的口哨。
突然傳來翅膀的撲騰聲，一隻鳥兒像炸彈飛跌般朝街面墜下。鳥兒展開翅膀，在空中積蓄著力量，然後放慢降落的速度，飛落到一塊濕漉漉的砌石上，蹦蹦跳跳地走過來，眨巴著眼睛，歪著腦袋，仰起臉張望著瘦子。
高個子把香煙從左手換到右手，蹲到快要跟街面平齊的程度，尖尖的膝蓋快挨著耳朵了。他伸出左手食指，指著右方，與地面保持平行。
小鳥剎那間不動了。瘦子又跟它說話了，好像在叫名字，接著小鳥突然飛起來落在他的手指樑上。
他慢慢轉過身，帶著鳥兒朝安娜走過來，直視著安娜大大的眼睛，同時抬起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別作聲。
這個動作其實沒必要。因為害怕嚇著這只閃亮、美麗、精緻的小傢伙，安娜不僅止住了哭聲，竟發現自己連呼吸都屏住了。
安娜可以格外清楚地看到這隻小動物，他把它伸到跟她的臉只有咫尺之隔。鳥兒的腦袋和翅膀是亮麗、鮮艷、斑斕的藍色；小臉蛋和頸環是淡橘色；尾巴像寬寬的劈開的叉子，還不時痙攣地動一動，否則就絕對紋絲不動，抬頭張望著安娜，好像是瘦子製造出一組栩栩如生的雕塑棲息在他的手上，每隻都天衣無縫地換到下一隻。
安娜雖然心情不好，但還是笑了，伸出手想摸摸小鳥。剎那間她想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指尖挨在鳥兒柔軟的羽毛上。可是鳥兒以驚人的速度突然動了下就飛走了，飛向天空，並沒有老老實實地待著被人撫摸。
瘦子的嘴巴看上去無動於衷地緊閉著，可是那雙犀利的眼睛卻閃爍著某種得意的光芒。然後又以嚇人的速度和敏捷舒展開身子，恢復到原來的高度，穿過馬路朝弗什曼醫生的藥店走去。安娜萬分震驚，他居然能聽到自己用細微的呼吸聲發出、然後消失在空氣中的那個小小問題。
「那是什麼？」她問道。
「那是，」瘦子說，但並不回頭，「一隻燕子。」
藥店門上的鈴鐺驟然響了，門隨之關上。
瘦子從弗什曼醫生的店裡出來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無意再跟安娜交談。那雙眼睛，專門捕捉跟自己同樣眼睛的工具，滑過靠住牆蜷縮的安娜，甚至都不曾停留。安娜都來不及站起，那槍炮般的腳步已經隨他到了通往街口的半路上。
然而，安娜早已準備好，只等他從藥鋪出來。
安娜迅速、雜亂無章地用好幾種語言回答了他的全部問題。
她用意第緒語說：「我現在好一點了。」然後用俄語說：「我想爸爸可能不會回來了。」又用德語說：「我自己一個人。」最後用波蘭語說：「我現在就在等你。」
高個子在街上默默矗立了片刻。這世上別的任何人聽了都會目瞪口呆的話，可他沒有任何特別的反應，只是用那雙幽深、算計的眼睛，仔細打量著安娜。
安娜實在迫不及待了，她又用法語說，這是她能想到的最接近鳥語的語言：「我不會講鳥語。」
這是安娜聽到燕子男三次大笑裡的第一次。
「我不會講法語。」他說。
這時他默默地站立了片刻，看著靜止不動的安娜，好像在等待安娜忽而舒展忽而收縮的小小胸腔裡出現什麼跡象或者信號。
安娜感覺自己快要淹死在這空蕩蕩的靜止中了。這是她第一次說出來，甚至第一次允許自己清楚地思考這件事：
她覺得父親再也不可能回來了。
感覺說出來非常艱難和不妥，就像赤手撕裂凹凸不平、銹跡斑斑的金屬——好像父親從對面某個擁擠的庭院裡喊她，安娜聽到了卻轉身離去。
萬物靜止不動。
突然，瘦子作了個什麼決定，安娜看到他橫穿馬路大步朝她走來時，驚訝地發現自己忽然感覺很恐懼。
毫無疑問，這位高個子陌生人不是那種讓人心裡踏實的人物。他身上帶著某種威嚴，某種不動聲色的強硬，跟人們為討小孩子的喜歡而訓練出來的那種氣質完全迥異。但是，與此同時，他身上有某種東西——也許是輕巧地跟燕子說話的奇妙勁兒——讓安娜著迷。他肯定是個奇怪的人，不過他的奇怪中有點嚴厲和熟悉的感覺。也許安娜和父親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語言——或許他們的語言就是一切語言。安娜抑制不住地想，在這位高個子陌生人身上，她發現了他們這個罕見部落裡的又一個成員——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人。
這時，瘦子長長地跨了幾大步就穿過馬路那點距離走到安娜跟前，安娜雖然很害怕，但已經早有準備，想聽到說這個陌生人是被派來接自己的。她已經準備好等著聽，如果她相信就跟他走。她將被帶到父親去的地方，準備好這個男子是派來做她的監護人和守護者，直到她回到適當的地方。
她早就想好了。
可是這個男人沒有作出這樣的宣告。相反，他深深地蹲下來，給了安娜一塊小甜餅，跟弗什曼醫生經常給她的一模一樣。
不過是一塊甜餅。
可是在安娜早有定見的心裡，她覺得這是個超越物質的奇跡。這意味著在弗什曼醫生和這位高個子男人之間完成了某種父親角色的授職禮。這樣的發展結果要比任何她想像得來的、用語言寫就的儀式上用的腳本好得多，不僅甜美可口——簡直還有些神奇。當然，它首先是甜美可口的。
安娜咬了口甜餅的時候，這位高個子陌生人懷著由衷的喜悅看著安娜。對一個小女孩來說，她吃的時間不算很長，顯然，沒有什麼比黃油與糖混合的甜點更美味可口的了。沒花多長時間整塊餅就吃完了。
當安娜從忽然間不可思議地消失的甜餅中醒過神來時，瘦子已經直起身，站立的高度超過安娜好大一截。
過了好長一會兒，他說：「不要引人注目。」然後把目光收回來，投向克拉科夫以外的方向，「越久越好。」
接著，木頭鞋跟響亮的敲擊聲宣告他逐漸走遠，離開了安娜，消失在那條車水馬龍的大街的盡頭。
也許為時略晚，可是七歲的安娜仍然努力琢磨著這個世界運轉的真相。短短的七年時間，插進好幾個不可思議的突變和顛覆性事件，對她的生活產生實質性影響——母親走了，然後世界處於大戰中，現在父親又消失了。按照她的全部理解，這就是「世事」。你熟悉的人不會在身邊流連忘返，你期望的事物已經消失。說來，對一個嬌生慣養的七歲女孩而言，安娜的適應能力已經非常強了。無論什麼人跟她說什麼語言，她都能用同樣的語言應對。
所以，當瘦子過來，跟燕子說話，又從空氣中取出她心愛的小甜餅時，為什麼她就不該學學他說的話呢？瘦子的言語飄忽不定，閃爍其詞：對士兵，他講起話來威嚴有加，夾著輕蔑的味道；對空中招來的小鳥，他的言語卻溫柔備至。
而且，當他注視著安娜伸手接觸那只燕子或者品嚐小餅甜滋滋的餡味時，那冷漠的面部表情後面別有意味——除了所有外在的炫目和閃爍，他內心還有某種更加可靠、確定、真實的東西，某種深藏不露的東西。
這個人從來不會公開講出自己真正想說或者感覺到的東西。
安娜知道不同的語言會用程度不等的委婉說法來處理要表達的微妙含義——在某種語言裡，習語能直接了當地展示說話人想交流的意思，然而，在另一種語言裡，通過自貶的隱喻這種詭辯的花招，以及情感的深化，或者狡黠的主張取得很好的暗示效果。
這一切不過是想說，安娜是帶著驚人的憤怒明白的，這種憤怒巨大到能帶給她赤手撕裂冰鐵的力量，她明白了高個子對她說的話裡有弦外之音。
「不要引人注目，」高個子曾對她說，「越久越好。」
安娜心裡暗自笑了。「我來了。」
她已經決定好了。